新世纪以来，达斡尔族作家在常识化书写、体验性书写两个维度上充分讲述了体现民族文化个性的萨满信仰，甚至将其转化成为影响叙事风度、叙事伦理的重要内容。前者作为萨满信仰的外在型描写，从萨满文化的活态与潜在形态两个角度建构了达斡尔民族的 “地方感”与“民族志”。后者则通过表现与灵性世界相关的“溶解状态的社会经验”，构成了对民族根性文化的深层次书写。但是，后者的题材选择与讲述范式难免会使内在型的萨满叙事遁入碎片化与意义导向失控的窄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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