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阿来21世纪初“走进西藏”时对西藏形象的塑造，《西高地行记》在延续既往历史、文化双重维度外，新增了包括植物学在内的博物学维度。该维度不仅意味着阿来将观察植物的兴趣转化为自身创作新的生长点，同时也意味着作者以更具东方内涵的“博物体”展开与“大地”的对话。在此意义上，“行记”是以文学的审美价值探索其与现实关联方式的一次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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