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革命文学论战的兴起,新文学的历史合法性受到质疑。如何维护新文学历史合法性,左翼阵营站在文化领导权的制高点上以意识形态认同提供了标准答案。但萧乾和沈从文则试图在国家认同与文学性之间寻找平衡,以抒情性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内质,从而提供了中国新文学历史合法性的另外一种阐释。这种思路对于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具有重要意义。